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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这个道德世界里的牛顿，他的心灵是主动的、自发的（自发的心灵冲动）。

蒋庆早年也深受唐牟诸子影响且曾经崇拜之。当代在朝者也提倡儒学和传统文化，这丝毫不意味在朝者意识形态和社会有儒家色彩，就如当朝者讲市场经济丝毫不意味着自由化。

蒋庆的政治儒学乃基督教神学和柏克保守主义政治哲学与公羊学混合之自我发挥，以之应对时代问题。这是大陆新儒家的起源。他们也做了不少宣扬儒家文化和思想的事。继现代新儒家传统而来的罗义俊、邓小军等等许多先生无疑符合这严格的大陆新儒家的标准，他们接续传统又有儒家自我认同，表里如一。时下有三种大陆新儒家概念。

所谓大陆新儒家简而言之指1949年之后产生于大陆的应对现代问题且有儒家自我认同的学者或有成就的儒家实践者。最早的大陆新儒家是罗义俊先生、邓小军先生、蒋庆先生(不完全统计)。庚戌，哈利彗星现，天文家颇谓，如彗之尾与地球遇，则地球立即消灭。

晓得欧洲诗人、文豪的名字，却不晓得中国近二百年来，文章谁是最高。惟学如基础，今人无学，故基础不厚，时惧倾圯。然而学术本以救偏，而迹之所寄，偏亦由生。更多的人不会说这样的话，但他们既因相信西学而引来西学，则在其意中，以西学之理阐释中国的历史和现实，自应比真实的中国历史和现实更真实。

    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开始，中国人先后经历了中英鸦片战争、英法联军之役、中法战争和中日战争。因此从司马迁开始，史学不能不贯连前后以通古今之变。

王学岂有他长，亦曰自尊无畏而已。时当西潮灌入已久，他所说的今人无学显然指的不会是今人没有知识，而是今人没有义理。     多变、易变和没有始终一贯的立场，指的都是内里缺乏可以立为根本而能够守得住的东西。日本维新，亦由王学为其先导。

于是而有二十世纪初年开始的海波沸腾，宇内士夫，痛时事之日亟，以为中国之变，古未有其变，中国之学，诚不足以救中国，遂醉心欧化，举一事革一弊，至于风俗习惯之各不相侔者，靡不惟东西之学说是依。异学是泰西之学，三者次第成为一世之显学，而彼伏此起之间，又各自都与中国文化中的义理一面因无从勾连而常在脱节之中。再及康梁崇尚异学致浮薄之士靡然从风，遂汇为不效西人，举不得为士的一时共趋。由后者引申，是开新需要义理。

后来又更明白地谓之今人之病根在不读史。这个故事说明，以缺乏主体意识的人对不成片断的新知，正足以造成一种新的蒙昧。

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西交冲由形而下开始，又在一路逼拶里走向形而上。1917年毛泽东在一封信里评议时流，以无内省之明，无外观之识作统而论之。

后者的毛病在于由凿空而虚妄，又因凿空虚妄而奇诡悠谬。但其末了的结论，同样又使人明白地看到了：越来越了解西方的中国人对自己国家越来越缺乏了解的程度。罗家伦所说的时人之太过容易接受思想，正是与此同途俱来的一种精神现象。更离奇的，还有汪康年笔下的天津杨柳青有王某者，初但闭门作八股而已，逮庚子联军入京，乃矍然醒，遂极信仰新说，于西人言尤深信不疑。论其字义，这些词汇虽各示诋抑，而相互之间其实并无一定的联结。其直接的结果便是从精神上改变了一代士人的貌相。

刘师培曾大约而言之曰：清代之学，迥与明异。    明代王学，末流已归于游谈无根。

    百年之间，中国人对西方由陌生到熟识，并且越来越熟识。与这种考据压倒义理同时发生的考据压倒史学，则以比类校勘为作史和读史之大法，并以这种治学的方法消解了二千年来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的一面。

    中国人与西方的民族战争开始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中国人对西方的认识也开始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这种显学大都不尚义理的过程积之二百数十年之久，而后是学术的取向直接影响了思想的走向，从这个过程里走出来的开新之士便既会因疏离了义理而疏离了自尊无畏，又会因疏离了自尊无畏而在直面西学之际难以提撕自我意识和主体意识。

然则历史意识的稀薄，最终既会使人与前代事隔膜，也会使人与本朝事隔膜。其引来的学理文不对题，正如十六字心传无异。比之西洋科学与宗教战争史里新思想的产生和传播常常要以流血、苦斗和牺牲生命为代价，中国人与新思想结缘之容易不能不算是异乎寻常。而智、谲、弃、湿都会催化出士大夫群体中的用世之念汩和廉耻道丧。

因此清学起而代谢，以实证为功夫，自有其内在的历史合理性。而两者之共趋同归，则是往昔经学盛时，为其学者，可不读唐以后书，以求速效。

乃闻其对人语曰：识中国字至二千以上者，皆当以巨舰载至海中，沉之浊流。章太炎后来说：明之末世，与满洲相抗，百折不回者，非耽悦禅观之士，即姚江学派之徒。

中国文化重道、学、政相绾连，从而相信学术会最终地和内在地影响政治。随后是清学既在积久之后别成风气，则晚清士人以三千年中国历史文化回应外来冲击之日，二百年清代学术化育的文化品格一定会深深地融入其中。

他以史学不振为清代学术的大弊，又深而论之，举史学的材料大都完整而较备具，其解释亦有所限制，非可人执一说而无从判决其当否为学问的确定性，以反照经学材料往往残阙而又寡少，其解释尤不确定。而综贯始末，在这段话的背后和深处，其实还有他说过的另一段话：近处看，政治的力量极大，象是能支配一切。所以由前者引申，是守旧需要义理。不明白自己，所以取舍之间莫得其宜。

在他之后，陈寅恪说：有清一代经学号称极盛，而史学则远不逮宋人。而以十九世纪中叶的逆夷性同犬羊为比，则数十年之间的一变再变，容易接受思想的内在一面，其实正是容易改变思想。

迨《新青年》大行于天下之日，陈独秀和胡适为中国诊病，用的仍然是梁启超当年的这一套路数。二十世纪初年，士议曾由世风追论学术，从学术托于治经，而笺注虫鱼，分门立户，其弊至于支离破碎，毫无心得讲起，次及咸同之间士大夫专言时务，而为诸子文饰之，学派又为之一变。

前者的毛病在于由割裂而破碎，又因割裂破碎而不能讨论问题。因此，与容易接受思想和容易改变思想相表里的，常常是在轻信引导下的跟着走。